近日读到新华社记者赵兰英的文章《巴金的痛苦》，感慨良深。文中写道：“巴金的痛苦在于他的病体，更在于他的心灵。熟悉和了解巴金的人，其实心里都是痛苦的。他们希望他健康长寿，不愿意看到他痛苦。一切热爱和尊敬他的人，谁忍心他安乐死？谁又有权应允他安乐死？”我相信，如此文情并茂的字句，一定会激起每一个热爱巴老的人的强烈共鸣。

　　最让我心灵震颤的是，病中的巴老不只一次地表示，长寿对他是一种惩罚，他还多次要求安乐死。一个文坛泰斗，活了近百岁的高龄，在正常人的心目中可谓福如东海，开心都来不及，怎么反而成了惩罚呢？一位国之瑰宝，医疗护理条件这样优越，怎么会想到安乐死呢？巴老曾大声疾呼：“人只有讲真话，才能认真地活下去。”他那5集《随想录》，用真话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人。现在，面对生死的敏感话题，巴老再一次讲了真话，振聋发聩的真话。

　　然而，巴老的痛苦却可能不为众人所理解，因为它与传统观念有着尖锐的冲撞。“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”。这是我国医学经典《内经》中的一句名言。人们希望长寿，追求长寿，甚至长生不老。长寿成了幸福快乐的象征，与痛苦惩罚风马牛不相及。

　　从医疗观念来看，救死扶伤、延长生命被认为是医生的天职。一篇广为流传的医德箴言写道：“即使病入膏肓无药救治时，你还应该维持他的生命，解除当时的痛苦来尽你的义务。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不人道。当你不能救他时也应该去安慰他，要争取延长他的生命，哪怕是很短的时间。这是作为一位医生的应有表现。”因此，一心赴救乃天经地义，放弃治疗是不允许的，更遑论安乐死。

　　不能说这些观念过时了或者错了，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尽管医学那么发达，创造了器官移植、试管婴儿、基因治疗之类的奇迹，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医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消灭疾病，更不可能消灭死亡。疾病和死亡与健康和生命相生相伴，难分难解。医学除了治病救人之外，还要努力提高生存重量，提高广大民众的健康水平，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使“人人享有健康”。这便是当今盛行的把“生命神圣”与“生命质量”统一起来的理念。在特定的情况下，比如身患绝症又极端痛苦的终末期病人，完全丧失意识又不可逆转，生命质量几近于零，就有可能生不如死，长寿也由幸福快乐转化为痛苦惩罚。

　　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巴老可以安乐死。安乐死是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的。巴老患的帕金森舞蹈病，虽然目前不能根治，但并不是像晚期癌症那样的“绝症”。这些表明，巴老不适宜安乐死。临终关怀倒不妨一试。临终关怀致力于减轻临终病人的心理和生理痛苦，尽可能使他们没有痛苦地、安宁地、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；同时也减轻家属的痛苦，进行临终教育，但不积极抢救，不用贵重药物。

　　临终关怀在世界上发展很快，广受欢迎，被认为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，既免除了病人的痛苦，又节省了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资源。香港富商李嘉诚先生为推动临终关怀事业，捐巨资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建立宁养院。然而，此举并不被看好。一些病人和家属听说只是“关怀关怀”，却治不好病，连连摇头，甚至认为不吉利、触霉头。可见传统观念多么根深蒂固。

　　其实，先贤并不忌讳死亡，而主张正确对待死亡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荀子就倡导“生死俱善”的理想，庄子也主张“安时处顺”。到了宋代，张载进一步提出“存顺没宁”的思想。明代王阳明说得更为深刻透辟：“人于生死念头，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，故不易去。若于此处见得破，透得过，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，方是尽性至命之学。”巴老的痛苦再一次唤醒我们反思和变革不适当的传统观念，努力做一个通达的尽性至命之人。